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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文案打卡NO.2 | 新百伦110周年广告 李宗盛《致匠心》

每当有人夸奖我说，李宗盛，你那个歌写得真不错的时候，我都想说：那个写歌的李宗盛，你们其实并不真的，完全认识。

因为长期缺乏睡眠，浮肿的牙龈在嘴里留下了血腥味儿，这竟然让因为怕付不起居酒屋宵夜钱，而托病缺席的说辞，变得有说服力起来。

最后一搏的歌手，捉襟见肘的预算，局促的便宜旅店，迟迟不来的灵感，差不多就是早年东京之旅的全部。

在面向山手通的书房，我经常彻夜不睡，思想迎来的人生。写了几个大家后来才知道的歌与词，做了几个大家后来才知道的决定。

这个刀匠始终不知道我制琴师之外其他的身份，这让我感到安适自在。时至今日，每次我搭电车来取刀，走在当年走过的路上，恍若新生。

因为时差的关系，我连着几天的早起，在湿润、潮湿，满地残枝落叶的林子里行走。在不远地方，湖面闪烁的波光，从林间能穿过来。

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台北的声光气味，才肯在我的脑海褪去。风、声响、潮汐、天光，让寂寞变得有意义起来，而这正是我当初决定离开的原因。

虽然我是因为急着想要逃离原来的身份来到这里，可是其实我并没有期待，从这片林子得到什么启发。

然而每当假期结束，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心中浮现的一个念头，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面貌。那一年，我三十五岁。二十年前，它教我、训我，要我知道自己的渺小，要谦卑安定。二十年后，它依我、信我，任我剪裁切削，重新安置。

想我在香港的那些年，唯一练就的本事，也许就是能在精品店里，伫足良久，似就要掏钱，却面无愧色，施施然走开。

这个城市太快，要是一不小心，连感情都可能变得浮光掠影，在这样一个自豪与效率的地方深刻隽永，是不是更为珍贵呢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那些在九龙塘、对衡道、花圃街、法院道，那些隐匿在工厂大楼狭窄巷道，当中的录音师里面留下的歌，一下子就有了意义。

我老爱跟人说，基隆皮是音乐的第二故乡，在这个大华语文化围裙边的城市里的华人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质地，有时候让人恻隐，或者心生敬意。

我当音乐总监视察分公司的业务，吉隆披总是最后 最远 最让人筋疲力竭，以至于心不在焉的一站。后来我有点明白了，音乐人们真心想要的，是像文学的前辈们那样，经历蕉风椰雨洗礼之后，去到一个让人看得见的地方。作为那个百年前，在马来半岛登岸的，广东人、潮州人、台山人、客家人、海南人的后代，这里的音乐人开始奔赴在，往陌生的传说中的故乡的路上。

不过我们也都看见，华语乐坛出类拔萃，迷倒众生的南洋子弟，从未缺席。我偶尔会见到这些年轻的同行，佩服之余，难免，我心里会想：好小子，十年前槟城街边粿条摊，擦身而过，没想到十年后你竟然已经站在这里，恭喜恭喜。

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城市，不管我离开多久，走得多远，只要回来它能自动帮我连上，离开的那一天，那一瞬间。好像，只需要我寻原路回去，我就能看见，匆匆离开的时候，已无心品味的茶，仍有余温。我敷衍告别的人，还在那里生我的气。

三十年前的一个秋日下午，在这里四楼，我应征的差事，对一个总共只有五首创作，刚刚在行业里迈开步子的年轻人来说，天知道意味着什么。在人生这个时候去回想自己所做的事情，是很多很多滋味的。我很快就适应了音乐人的生活，你知道的，就是那种生活。撇开创作的艰辛不说，我极少失手。可是这也让我经常忧虑着，接下来的十七年间，我一直期待着，可以让我脱身的，连续几首歌的失败并没有到来。

2001年3月5日，我决定放下一切，离开。

无人过问我在北方的遭遇，好像那一切就是命运的必然，就像故乡也知道，终将归来。我现在用来办公的地方，是我十五岁的时候的书房，就从这里，我离开家求学，一无所成，我很羞愧的回来了，当然也在这里，虽然我终于能够用，熟练了几个和弦开始写歌，可是每每我唱的时候，都是因为很缺乏自信，而显得腼腆。因为我想我并不知道这些歌，将会有什么意义，又要把我带到哪里去。

今日阴雨，我跟当年那一个一筹莫展的少年，并肩无言。时过境迁终于明白，人一生中有一个经历过的城市 ，都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

音乐：The Way We Were—David Davidson